卢荻｜“中国工资”，意义深远

编者按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全球工资报告2018/19》显示，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工资呈持续停滞趋势，但同时期中国却出现工资大幅增长的情况。针对这一现象，卢荻老师做出了独到的分析，驳斥了否认或批评工资增长的观点。卢荻老师指出，工资增长缓慢甚至停滞，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的常态，但中国自新世纪以来逐渐走出了一条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这一模式，我们仍需克服由诸多利益导向和意识形态倾向造成的认识上的迷雾重新加以认识。

本文载于《明报》2019年3月5日，作者之后稍有修改。感谢卢荻老师授权保马推送。

“中国工资”，意义深远

文/卢荻

去年年底，联合国下属国际劳工组织发表《全球工资报告2018/19》，回顾金融危机十年来世界范围的工资变动情况，所描绘的图景十分惨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呈现工资持续停滞的趋势，而且各国内部的高工资与低工资的分化愈趋严重，意味着低收入阶层受损更严重。与此相对，在全球劳工人数中占比接近四分之一的中国，在此期间却出现工资大幅度增长的情况，这实在是意味深长。

“全球工资停滞年代”的中国特例

图1 全球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2006-17）（图片来源：《全球工资报告2018/19》，下同） 

在2007-2017年期间，全球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2%，不包括中国的话则降至1.3%，而同期中国的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达9.0%，是明显不过的特例。将时间段拉长，以2000年作计算起点，至2017年的十七年期间，还是同样情况：全球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只是2.3%，其中不包括中国的话增长率甚至有可能低于2007-2017年期间的水平，因为同期中国的纪录是接近10%。可见，在中国之外的世界范围工资增长，即使算上2000-2007年这些经济繁荣年份，也还是极其缓慢。

图3 G20国家平均实际工资增长总额（1999-2017）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工资增长远比发展中国家缓慢，但是后者的各国内部工资不平等程度远比前者严重。以约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二和产值八成半的“20国集团”的情况看，在1999-2017年期间，其中的发达国家的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5%，发展中国家则是2.5%，后者不包括中国的话应该也就是1.5%以下的水平。在不平等方面，以各国内部的工资基尼系数——数值越小意味着越平等——作为量度指标，在2017年，全球平均值是0.355，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是0.261，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大都在0.4以上。

图13 64国工资基尼系数（时薪）

中国的工资基尼系数，在2017年的数值是0.354，几乎等同全球平均。与此相一致，在2000-2017年期间，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年平均增长率颇为接近，分别是10.6%和9.4%。考虑到城乡之间生活成本（或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差异，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一定程度上领先于农民工有其道理，上述数字意味着中国的工资增长并不是与不平等恶化并行的，作为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至少还是得到了工资的快速增长。

是真是假？是福是祸？

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工资快速增长，究竟是真实还是幻象？如果是真实的话，是否可持续、对经济增长以至长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影响？这两方面的提问，在中国的舆论空间经常可见，来自政府官员、学者、媒体评论员、政治活跃分子等等，其中不少蕴含浓厚的利益导向或意识形态倾向，但终究是需要知识层面上的澄清和解答。

持幻象说的论者，一般都会争辩，说工资增长其实只不过是生活成本上涨的反映，甚至有可能前者不抵后者。换言之，这是对用于估算实际工资增长的消费价格指数的质疑，认为它低估了真实的物价上涨，尤其是低估了劳动者的住房成本的上涨。这种批评或质疑的基础，大抵是来自局部的观察、甚至是个体的体验，其有效性很是不足。概念上，住房有新增流量也有既有存量，加上中国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只有十多年历史，整体而言住房价格上涨与劳动者的生活成本上涨也就未必对应，因而，局部观察得出的结果要转化为系统判断可能得大打折扣。

对工资增长的批评，主要是强调已经超过生产率提升的承受程度，势必导致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于是断言必须采取政策措施将工资增长的势头压下来。就数据看，在2000-2017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即平均每一从业人员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8.8%，确实是稍低于上文提及的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增长率。

然而，自新世纪以来的工资快速增长，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补偿之前的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在1990-2000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城镇职工实际工资、农民工实际工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9.3%、7.4%和3.1%，前者远远超过了后两者。至于说来到今日这个补偿是否已经过度了，就1990-2017年整个时段看，三者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是9.0%、9.4%和7.0%，这并不支持已经过度的判断。

经济发展模式是关键

工资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远远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是中国在1990年代的情况，其实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的常态，归根究底是源自资本的短期利润导向愈趋强烈，资本的性质趋向金融投机化、以及趋向以追逐廉价劳工替代生产性投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自新世纪以来摆脱这个世界常态？

显然，诉诸自然而然的市场运作、诉诸人口因素或所谓“刘易斯拐点假说”（意指农村剩余劳动力耗尽导致工资上升）远不足以解释。制度条件才是主因。以1995年通过的劳动法为代表的中国劳动就业法规和制度，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就国际比较看是相当进步的，只是在相当一段期间未能有效实施。自新世纪以来，劳动法的实施逐步强化，还有新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以及工会普及率回升、集体谈判机制、最低工资标准等等，应该是使得工资增长从缓慢转为快速的重要甚至是主要力量。

从新自由主义的立场看，这个工资变动趋势扭转是不对的——近年来的工资增速超过生产率提升，导致工资压榨利润、投资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下滑。然而，与新自由主义对立的多种理论都认为，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并不是铁律，而是取决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取决于生产性投资，归根究底是取决于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在1990年代的工资停滞，可以判断是放任市场权力关系主导的结果，一方面是原有的劳动就业法规和制度失效，另一方面是刘易斯式“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环境中劳动相对于资本在市场权力上的弱势，而1990年代中期的“抓大放小，下岗增效”改革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情况更为恶劣。自金融危机尤其是2013年以来，在舆论上和决策圈中要求压抑工资的呼声，其理据是工资压榨利润导致投资下降，然而，现实上投资下降主要是经济金融投机化使然，这也还是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逻辑结果。

在2000-2012期间主导中国经济的，其实是另一种发展模式，是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同样快速增长，以及与之相一致的消费与投资同样快速增长。这是所谓“黄金时代模式”，对比起新自由主义模式，是生产性投资与金融投机的对立，提高工资作为宏观需求来源与压抑工资成本的对立。

“中国工资”，珍惜应该珍惜的

关于中国工资，在国内外舆论界中，除了有来自新自由主义的认为工资过高外，还有来自各路自称左派的认识和评论，或是不承认现实而宣称中国工资增长是幻象、中国劳工境况暗无天日，或是承认事实却又宣称中国工资增长纯是劳工战斗性增强的结果。这后者之中最为大义凛然/洋洋自得的，是所谓中国导致全球“逐底竞争”的说法，意指中国劳工的暗无天日境况，迫使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必须竞相削减劳工权益以维护产业生存——此所以，必须彻底改变中国，以中国劳工以至全球劳工的名义。

然而，如果上文对现实情况的概括确实是有道理和根据的话，所谓暗无天日的认识是远离现实，无视于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偏离、抵抗。而所谓中国导致“逐底竞争”的说法更是无稽，无视于中国之外世界范围的工资增长停滞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生产性投资不足的结果。反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在“走出去”过程中，其生产性投资导向的发展模式也同时向外扩散，这对于抵消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动世界范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的工资增长，应该很有积极意义。

至于所谓工资增长是来自劳工战斗性增强的说法，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属实，其意涵也并不是那么简单直截。想想，既然在已有制度中能实现这样的成果，那么，凭什么还声言惟有彻底颠覆现实才能让中国劳工的境况改善？凭什么承诺一旦颠覆了现实就能改善劳工境况？

2019年2月13日

《全球工资报告2018/19》的英文版可以从国际劳工组织网站下载：

https://www.ilo.org/global/research/global-reports/global-wage-report/2018/lang--en/index.htm

往期回顾